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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东北求学

毛胜

  1898年3月5日,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(今淮安市)的一个“绍兴师爷”之家。他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,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。从1910年至1917年,他先后入银岗书院、东关模范学校、天津南开学校读书,不仅在才学、品行、社会活动诸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,而且还确立了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雄心壮志。他还远赴日本和欧洲留学,在反复思索的基础上,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,并于1924年7月回国投身革命事业。

  年少的周恩来,经常与在奉天省(今辽宁省)谋生的伯父周贻赓通信。通过字里行间的所思所想,周贻赓对这位侄儿的才学和品行十分欣赏。当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(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)俸饷科升任科员,生活稍稍安定后,便写信要周恩来到东北去,跟随自己继续读书。

  1910年春,周恩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奉天省银州(今铁岭县),在他家寄居,并入银岗书院(初级小学)读书。这年秋天,他移居奉天府(今沈阳市)周贻赓家,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(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)丁班学习。这是一所刚开办不久的比较新式的学堂。课程包括修身、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格致、英文、图画、唱歌、体操10门。

  在东关模范学校两年间,周恩来“肆力学科,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”,各课成绩都名列前茅。由于广泛阅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离骚》等书籍,周恩来的作文尤受老师赞许,常被批上“传观”二字,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,让同学们观看。其中,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,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:“我教了几十年的书,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!”

  当时,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,东北更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。1904年至1905年,日本和沙俄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,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。1910年,日本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,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,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《警世钟》和《猛回头》、章炳麟的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、邹容的《革命军》等革命书籍。他自己还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《盛京时报》,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,关心国事的习惯。

  随着认识的深入,周恩来的思考越来越深入。怎样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?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?这使周恩来无法平静下来,并开始了艰辛的求索。1911年,在一次修身课上,老师问学生:读书是为了什么?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,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。周恩来坚决地回答:“为了中华之崛起!”这一年的10月,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,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,周恩来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。在他的带动下,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,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。

  1912年10月,周恩来作《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》。文中提出:教与学的目的,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,使国家富强起来。他写道:“吾全校之诸同学乎!吾人何人,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?此地何地,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?圣贤书籍,各种科学,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?师之口讲指画,友之朝观夕摩,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?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,成伟大人物,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?以将来如许之重负,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,同学,同学,宜如何奋勉,始对之而不愧哉?”

  为了论述怎样才能把教育办好,周恩来提出了明确的建议。具体而言,校长和教师则“当殚其聪明,尽其才力”“求整顿宜重实际,务外观先察内容,勿自隳行检,以失人则效;勿铺张粉饰,以博我名誉;更勿投身政界党会,谋利营私,以纷扰其心志,而日事敷衍”“为学生择良教材,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,守师严道尊之旨,除嚣张浮躁之习。注重道德教育,而辅之以实利美感,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”。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,“深究而悉讨”“慎思而明辨”“受完全教育,成伟大人物,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”,并充满感情地说:“吾恐同学之智识亦无由新,道德亦无由固,而欲丛人才、蔚国器,难矣。”

 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,充分表现出他的高尚志向非凡才能。国文教师看后,欣喜地评价道:“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,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,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,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。”“心长语重,机畅神流。”1913年6月,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,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。同年,作为范文收入《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》一书。1915年,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《学校国文成绩》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《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》等书,均收入这篇作文。由此,足见这篇文章的优秀程度。

  从江淮平原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,使周恩来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。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,他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,强健了体格,并习惯了吃高粱米。此外,作为南方来的学生,他还克服了陌生环境的影响,学会了结交各方朋友。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,更是使他的视野开阔了很多,为他之后的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因此,这是周恩来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他后来回忆说:“十二岁的那年,我离家去东北。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。没有这一次的离家,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,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,走向悲剧的下场。”

  (摘自《湘潮》2017年第3期,原题为《周恩来的学生时代》)